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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文武同时指出，同全球水平相比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还存在三大差距。第一个差距，是我国每年进口集成电路额度巨大，对外依存度非常高。2017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额度达到2601亿美元，进出口逆差达到1362亿美元。逆差非常巨大，也说明了我国对外依存度非常高；第二个差距，我国高端芯片基本上依赖进口，包括CPU、储存还有高端的通信、视频芯片等等；第三个差距，产业规模和企业规模差距也非常大。

除监管因素外，占用资本带来的机会成本也不可小觑。王剑举例说：“资本充足率预计下降65个基点，这部分资本原本可投放的贷款规模约为3万亿元，参考2017年9月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.86%，则1万亿元‘债转股’每年多占用资本的机会成本为1758亿元。如果超出两年的处置期，机会成本还会成倍上升。目前，银行通过利润内生补充资本能力有限，而通过发行债券、定向增发等补充资本，也需要付出真金白银，这是银行需为‘债转股’承担的成本。”

与此同时，在3月11日，小米注销了注册地在珠海的金融小贷公司。3月15日，小米再度注销全资控股的珠海小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。小米互金突飞猛进在最新公布的财报中，小米2018年实现总营收1749.15亿元，同比增长52.6%；全年经调整后净利润为85.55亿元，同比增长59.5%。

“对他国严点，对自己松点”作为东道主，西班牙在此次大会上扮演的角色相对温和，代表团的意见也与欧盟意见相符，承诺在2050年前将碳排放量降为“净零”。对马德里气候大会没有达成预期结果，巴塞罗那大学环境与气候问题专家奥里奥尔·古铁雷斯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：“一些与会方只想着‘利己’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对他国严格一点，对自己宽松一点。各国代表同意强化减排方案，但又未能就确立明确目标、市场规则、或为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等达成协议。”他还表示：“如果美国明年完全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无疑会给气候大会蒙上阴影。此外，巴西、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不但不接受批评，还在会议上搅局，阻扰会议的进程，他们的表现令人失望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指责一些主要排放国‘绑架’这次大会，称这些国家的立场与科学、现实生活证据以及民间日益加大的呼吁形成鲜明对照。”

“此次降准降低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，提升银行实施‘债转股’项目的意愿，有助于加快推进‘债转股’工作。”董希淼认为。值得关注的是，“债转股”设计初衷是为负债率较高的优质企业提供减负机会，但在实施过程中大多存在通过股权投资加固定利息回款、签订对赌协议及协议标的为附加回购协议的股权等形式，模糊了债权与股权的法律界限，“明股实债”甚至是将短期债转化为长期债，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，加重企业财务负担。

截至2019年6月30日，拥有已批准信贷额度的用户人数为2283万人，与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964万人相比增长137%，与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1923万人相比增长19%。截至2019年9月30日，成功提款的累计借款人总数（包括重复借款人在内）为1473万人，与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644万人相比增长129%，与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1254万人相比增长17%。